回到老家，开学了。
由于是隔壁乡镇上初中，距离大概有五六公里，所以初中那会我就要骑自行车上学了。当时大伯家出去务工了，所以他家那辆我上小学时候就特别羡慕的弯梁自行车就归了我。每周五下午从学校骑回去，周日晚上骑回学校，屁颠屁颠的。
我上初一那会儿才11岁，全班年龄最小，个子最矮，坐在第一排。分在一五班，教室在三楼最东头，班主任叫孔焕仙，是个年纪偏大的女老师，班长叫孔科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让我想起了《夏洛特烦恼》里”我的父亲是区长”那段……
第一天就挨了揍。 第一天晚上住宿就挨了揍，原因是争下铺。下铺不用爬，我个子矮，不想睡上铺。一个宿舍8张上下铺，16个人，个子最高的那个孩子因为争下铺跟我闹了起来。我本来就矮，也从来没打过架，和人对阵完全就是挨揍的份儿，给我揍得疼了一夜都没睡着。后来去二姑家的时候，得知她丈夫大哥家的孩子也在这个学校上学。我把挨揍的事告诉他后，下一周他直接把那个孩子揍退学了。我第一次感觉到——背后还是得有人。
打疫苗。 学校组织打乙肝疫苗，36块。那时候买双田径鞋才7块，回力鞋12块。初中那几年我一直没尝过回力穿脚上是什么滋味。家里条件不好，一双鞋穿一星期，回家刷了继续穿，除非破到没法修了，家里才会给买新的。看着家里的条件，我心疼这36块。回家后没敢要，返校后告诉老师：”不打，家里没钱。”老师也没说什么。直到后来爸爸查出有乙肝，我才去做大小三阳检测、打了疫苗——那都是2018年的事了。
湿袜子。 年轻人火力大，每天袜子都是湿的。夜自习十点多下课，11点熄灯铃响后关灯，早上5点起床洗漱，5点15早操，5点半早自习。根本没什么时间做自己的事，一般都是晚上用冷水冲一下脚，随便搓两下袜子搭在床头，等早上再穿。往往早上起来就是穿着湿袜子上的早操，早已是常态。
楼道撒尿。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。宿舍在二楼，到厕所要下楼穿过半个操场。所以好多同学都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间直接解决，那地方经常是尿骚味不比厕所轻多少。有天晚上班主任查寝室，发现一个同学正在楼道里撒尿，立马打开了大灯直照。那同学吓蒙了，提着裤子就跑，班主任拿着灯在后面追，非要看看是哪个班的。结果没追上，就在宿舍外面念叨：”跑什么跑，大的小的我没见过……”那天晚上憋笑差点没给我憋出内伤。
学习成绩。 初一的时候，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。那个年代小学还是五年制，课程里没有英语。得知上初中可以学英语后，我就去找大伯家的大姐——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她初二了——借了她的初一英语课本。五年级暑假，我把初一英语上下册都背了下来。所以虽然发音很蹩脚，成绩还是很好。其他课程没有特别突出的，但也没特别落后的。
后半学期历史成绩不太理想，我就开始恶补。每天拿着历史课本，到学校里一个盖完但从未投入使用的食堂，坐在水泥地上背课文。一开始死记硬背，可慢慢看多了，发现历史其实可以当故事书来读，一下子提起了兴趣。不过成绩回归正常后，这个兴趣也没有持续太久。
由于个子矮，发育也不好，所以经常受欺负。
校牌。 这所学校几乎是半军事化管理——早操、课间操，规定必须佩戴校牌。校牌上就五个字：长桥镇一中，没有其他特别的。学校卖两块一个。每次集合都要检查，没戴的就罚款，没现金的同学就拿饭票找人换钱来交。
因为这种规定，学校里涌现了一批人，趁下课大家挤在楼梯里的时候，抓别人的校牌，再拿到班里卖。我相信老师们都知道这事，但在我还在那个学校的期间，我没见过有人处理。
1998年抗洪。 那年有一件大事我至今记得。由于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，校长组织全体师生去迎接抗洪官兵归来。学校光学生就有1500多名，步行了几公里到指定路上，单排站在马路两边等待。队伍好长、好长。等官兵们到来的时候，周围的同学都在欢呼，有的往车上扔水果、扔笔记本，甚至有人扔校牌。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——应该是什么也没做。
饭票年代。 当时没有现金，学校食堂吃饭全用饭票，用家里的粮食换。我家别的不多，粮食不少。因为家里好多亲戚都出去务工了，地没人种就全都租出去了。一亩田一年四百斤粮食，我记得我们租出去了十几亩田。我一个星期50斤饭票，食堂2两饭票一个馒头，大概就是这样的物价。
丢饭票。 初一第二周就开始丢饭票。周日晚上还有50斤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只剩十几斤了。怕后面再挨揍，也不敢告老师，只能老老实实天天馒头泡稀饭将就过。这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一结束前一个月。
后来发现小偷，是因为一次意外。我同校毕业的一个同学，他家里没人，周末想去我家借宿。当时爷爷奶奶在自己老房子住，我自己在爸爸妈妈盖的新房子里住。我心想有个伴也挺好，晚上也能一起聊聊天，何况又是小学同学，初中也分在一个宿舍，就没多想，同意了。结果他趁我晚上睡着，把家里剩下的饭票一锅端了。等开学那天我找饭票怎么都找不到，这才明白一直是他偷的。回到学校后，我威胁要告老师，他才答应还我。怎么还呢？偷别人的给我。不过也就还了两三次，连100斤都不到。后来也不还了。期末考试完，被子、课本，甚至自行车的气门芯都丢了。我怀疑是这个孩子干的，但没有证据。那次回家我是坐同村来接孩子的家长开的农用三轮车回去的。至今我都记得那个偷我饭票的同学。
寒假去了郑州。 初一第一学期结束，寒假我去了郑州找爸爸妈妈。那个寒假收获了很多第一次，包括第一次收到百元压岁钱。以前在老家，老人给压岁钱三块五块是个意思就行了。由于家里的规矩，压岁钱收到后是要上交的。那一年破天荒的，妈妈让我自己留了一百。
第一次上当。 我也用那点钱上了人生第一次当。妈妈带我们去火车站玩，那年福利彩票做活动，现买现刮，还请了一个明星站台——就是《整蛊专家》里”大傻”的扮演者成奎安。当年没看过电影的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，反正觉得挺热闹。两块钱一张，我买了50张，然后非常”幸运”地中了五十块香皂。我一寻思，这事也不能跟妈妈说，香皂也没敢拿回家，直接丢进路边的垃圾桶了。
丢车。 小树林市场只开放到年前二十几号，具体几号我记不清了。过年期间爸爸妈妈为了多赚点钱，会把衣服全部打包装到一辆脚蹬三轮车上，然后凌晨两三点就开始往火车站骑。要知道从小树林到火车站，至少得有七八公里远。两个人，一个骑一个推，每天早早出发，只为占一个好位置。
他们并没有带我去过，但我都知道。
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。忘了是哪一天，爸爸妈妈正常早早地前往火车站占摊位。那天出发得特别早，几个一起出摊的人到了以后觉得冷，就在三轮车旁边用路边的垃圾生了一堆火驱寒。等火熄灭后，爸爸回头一看——车没了。
怎么都找不到。找了一整天，也没找到。
爸爸妈妈回到路寨租的房子里。我尤其记得爸爸那天一直边哭边扇自己耳光，一直在说：”为什么要烤火，为什么要烤火……”妈妈坐在一旁，一声不吭。
后来一起在市场卖服装的亲戚们都去了我家。爸爸妈妈不让我在屋里，但我依稀听到了一些——在讨论是回老家还是怎么办。最终的结果是，亲戚们给爸爸妈妈凑了一点钱，继续在这个城市重新打拼。
小时候觉得没什么，现在想起来，这肯定是我爸爸妈妈一生之痛。
寒假的日子。 后来的日子也基本如此。下午出去玩不需要家长带了，表舅家孩子和三爷家孩子年纪比较大，由他俩轮班带着我们去。后来又去了大学里的滨河公园、碧沙岗公园。那个寒假我学会了跳棋、象棋，还拍了几张照片，妈妈应该还保存着。
假期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一个寒假眨眼就过去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