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，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。作为父亲同辈兄弟姐妹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，爷爷对我抱有很大期望，我的名字也是由他亲自取的。爷爷是家里唯一的知识分子，一位小学教师。也许正因为他是老师，从我牙牙学语开始，他就教我背古诗——尽管他教的是数学。儿时没什么杂念，爷爷教什么，我就念什么。五岁时，我已能背诵五十首古诗。每次学会，爷爷都会开心地在人前炫耀。
那个年代农村普遍贫穷，爷爷作为村里”吃公家饭”的人，偶尔才有带奶奶出门的机会，每次都会带上我。我们一起去过北京，也去过洛阳。当然，我自己的记忆是模糊的，这些都是后来家人告诉我的。
那时的农村没有正规幼儿园，只有类似幼儿园的”育红班”。但爷爷认为我不必去，所以1991年，我五岁就直接上了一年级。开学前，妈妈给我缝了一个简单的斜肩书包。吃完早饭，我便独自步行上学，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。
在我上学必经之路上，会路过同学刘正欣家。他家养了一只大公鸡，每次路过，它都扑腾着翅膀来啄我。结果我每次都是哭着、跑着、摔着赶到学校。连续几天后，爷爷问起缘由。我一五一十说完。那时农村条件不好，又是计划生育时期，因我还有个妹妹，从那天起，我便搬去和爷爷奶奶同住。爷爷每天背我上学，只为避开那只公鸡。
一年级课程简单，只有语文和数学。期末时，我数学全班第一，语文却差劲得多。那时的语文主要看字迹，作业本都是田字格，别人一格写一字，我却要用四个田字格才能写一个字，手控不住，写不下小字。正因如此，语文老师判定我不宜升级，我人生的第一次留级由此开始。
那时爷爷家里不只住着我一人，大姑家的大姐、大伯家的二姐也曾同住。那是计划生育年代，懂的都懂，有的是因要生二胎，有的是因家庭条件差。听我爸说，他结婚分家时只分了半壶油，婚房都是靠自己烧砖盖的。每逢周末或放假，爷爷大约六点就会叫醒所有人，从家跑步到东街粮店（旧时收公粮的地方），往返三公里左右。这一习惯，直到我升初中从未间断。
留级后，因内容熟悉，即便不用功，成绩也常居前三。这一年，班里来了个竞争对手叫刘宗旭，同样五岁上学。打那以后，我俩的排名基本就是轮流坐庄：这次他第一，下次我第一。每学期期末，全校集合发奖状。学校的老师挺会玩：数学第一、语文第一、双科第一、三好学生，光一年级两门课就能拿四张奖状。
这个阶段没什么记忆里太深刻的事，直到1994年，三年级（8岁）。这一年增加了早晚自习。那时家里买不起蜡烛，我们也一样。大家带一块木板，捡些塑料袋，点燃塑料袋，让燃烧的油滴一滴一滴积在木板中间，积够后点燃木板照明。我们就这样上早晚自习。后来爷爷给我买了一盏煤油灯，但没用多久，三年级就快结束了。
那年期末，数学我没拿奖状，语文获奖与否已记不清。爷爷很生气，拿着扫帚追着我打，骂我不争气。在学校我没解释，回家后却跟爷爷念叨，说是老师改错卷了。起初爷爷不信，后来经不起我絮叨，便去找三年级数学老师要回卷子重批。结果真错了，按实分至少该第三名！
爷爷看完怒不可遏，拿着菜刀去院子里砍了一根种了几年的竹子。后来听奶奶说，爷爷拿着竹子把数学老师家的房瓦都给捅了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