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，三年级结束后（9岁），父母外出务工了。原因是家里种地破产。那时农村人的全部积蓄，就是地里的庄稼。那一年，因为隔壁村建了一个咸菜厂，我们村支书（也是我爸上学时的拜把子兄弟）为了给村民增加收入，自己圈了一块地盖厂房，动员全村改种一种叫”药萝卜”的蔬菜。这种萝卜口感很甜，成熟后晾晒至半干切条做咸菜用的。
因为关系好，我爸把家里所有的地都种成了萝卜。结果到了收获季节，支书只收了几家，发现不赚钱便不再收购了。家里断了收入，我爸找亲戚筹借了些钱，去了郑州，跟随亲戚卖衣服。爷爷奶奶不舍得把萝卜扔掉，就全部擦成了萝卜干，晒干后堆在爷爷家的”二棚”里（平房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间）。
从那年开始，每次回家都是炒萝卜干、喝萝卜干面汤，整整吃了三年。那段时间，导致我对萝卜产生了巨大的恐惧。
同年，隔壁乡镇的一个村里开了所私立学校，据说师资力量不错。校长亲自来爷爷家动员我去读书，爷爷同意了。我和同村的刘宗旭，还有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，一起去了那所学校。校长为了显示对我们的器重，专门和我们俩拍了照纪念。
对我们几个村民来说，这是所完全的私立学校。因离家远，无法走读，第一年我们都住校。但学校实际上没有宿舍，我们只能在老师家的客厅里铺床睡觉。我和宗旭是在校长家的客厅睡的，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，农村条件不好，我甚至记不清小时候多久洗一次澡。直到天热时，我浑身长满小红点，痒得坐立难安。周末回家后，爷爷带我去仝村买了种诊所自配的药膏（类似现在的大宝霜）。药膏要涂抹全身，抹上后冰冰凉凉，随着学习紧张，病慢慢就好了。
学校有食堂，饭菜却并不好吃。那时没钱，每位同学都要家里拉粮食交给食堂，按重量兑换饭票买饭。价格倒是不贵。那年姥爷给我送过一次馒头和酱豆（用大豆和西瓜瓤腌制的咸菜）。他送了几十个蒸馍，那时我的食量是半个蒸馍。天气热，没过多久馒头就变干长毛，我没吃，直接扔掉了。
四年级期间，乡镇准备举办奥林匹克竞赛（其实就是全镇报名学生集中考试，比拼学校名次）。考试前，学校先进行摸底，后来给我报了数学竞赛。考试那天，数学老师专门骑自行车带我去考场。因为考前动员得好，我没有怯场，正常发挥，提前半小时交卷。出来后老师问我考得怎么样，我说还行，老师便没再问。
考试结束后，数学老师带我们去了他家吃饺子。对于天天吃萝卜干的我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了。后来成绩公布，也没有让老师失望。我拿到了全乡第三的名次，那张奖状今天还挂在老家。至今我都记忆深刻，因为这位老师的教育风格特别有趣，我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。也正因为有兴趣，数学成绩总是维持在前三名。老师对我赞誉有加。这位数学老师叫李春雷，是我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
四年级暑假（1996年，10岁），因爷爷家小孩多，我去姥爷上班的地方过了个暑假。因为姥娘（我的亲姥姥）1993年走的（那时我上二年级，7岁），那时候姥爷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总是喜欢去茶馆喝茶打牌。他总带着一杆烟袋锅、一布袋烟丝，到哪都得抽两口。那年他在禹州神垕的瓷器厂上班，具体干什么我一直没想起来，现在想想应该是看大门的。反正天天见不着人，把我丢在屋里做作业。我一个人不认识路，也不敢出门，就那样度过了那个夏天。
暑假过后，升入了五年级（1996-1997，10-11岁）。
学习更加紧张，老师要求也更严格，打手心、站黑板都是常态。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：1997年2月，邓小平同志去世。校长组织全校师生看电视悼念，一群小孩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前面没提，其实我们学校建在一个坟场上面。校门外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头，种满了柿子树。下课期间，学生们都会跑到校门口，有的树下乘凉，有的爬树摘柿子。也是那一年，我知道了青柿子是涩的。
下半学期，我觉得在校长家住着不方便，后来认识了二姨村里一个叫王灿辉的同学。他姑姑家也在那个村，给了他一个单独的小屋。从那会开始，我就和他一起住，两人一起上下学，一直到毕业。五年级寒假前举行元旦晚会，我和灿辉一起模仿春节晚会的小品。东拼西凑了一个剧本上台表演，现在想想依然记得几句很有特色的台词：”卖胶水咯，我的胶水粘飞机、粘大炮、粘住火车不掉道。”当时觉得自己还挺有表演天赋，师生的反应也都不错。
成绩也维持在中上游左右，没什么特别经历。只是到后来，看到有些同村同学夜自习后走路回家。那个学校离村三四公里，走路需近一个小时。我开始试着和他们一起走，刚开始觉得不错，一群人说说笑笑就回去了，后来慢慢觉得浪费睡眠时间，就没有再走读了。
